“在大多数人的认识里,留守儿童都是苦兮兮的,需要被人同情。可是,凭什么他们就低人一等?为什么他们不能享受最好的条件?我就是要改变这种观念。”
“我们来错了地方?”
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,记者一度颇为惊讶。多功能活动中心、模拟法庭、千人大礼堂……这些在城市学校都不一定能见到的设施在这里配备齐全。
“在大多数人的认识里,留守儿童都是苦兮兮的,需要被人同情。可是,凭什么他们就低人一等?为什么他们不能享受最好的条件?我就是要改变这种观念。”汪育红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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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29日,育鸿学校的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。
一座人口不足50万的小城,拥有这样一所略显“豪华”的留守儿童学校,有些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的背后,是另一个“奇迹”。
2009年,汪育红的身后是364名留守儿童。
那时的留守儿童学校还是课外托管的模式,规模不足现在的五分之一。每天放学之后,孩子们从县城的各个方向陆续聚拢到汪育红的屋檐下。
每天,看着孩子们读书写作业,为他们做几道拿手菜,听听“小大人”们的成长烦恼……
简单的幸福,周而复始。
直到一次,在辅导一个三年级的孩子写作业时,她终于意识到,这样的陪伴对孩子来说远远不够。
“他写作文,迟迟不落笔,我问他为什么不写,他说题目是《快乐的课外生活》,他不知道怎么写。每天一放学就要应付写不完的作业,哪有什么快乐的课外生活呀?”这个问题,她一时无法回答。
汪育红决定,要建一所规模更大的全日制寄宿学校。
“之前我想弥补孩子们家庭的缺失,给他们更多关爱,后来我想做得更多,我要给他们创造最好的条件。”汪育红说。
建新学校,办学资质、用地资格、资金压力……有多大的雄心壮志,就有多少阻力难题。“很多人劝我放弃,投入这么高,风险太大,失败了怎么办?最难的时候,我也想过放弃,但我不能把孩子们丢了呀!孩子们喜欢我,家长们也信任我,这时候只能往前,我已经没有退路。”没了退路的汪育红,突然很勇敢。
一个人在县城里奔走许久,失败了无数次后,她终于看到了希望。一位工厂主听说了她的故事,主动为她贷款担保;教育局通过了她的办学申请;几经波折,15亩教学用地终于拿下……好消息接踵而至。
“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。”每每想起那时,她都会念上这么一句。
2013年,在众人的托举下,一座崭新的学校在歙县古城不远处拔地而起。剪彩那天,汪育红甚至有些恍惚,不太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
“如果我有十块钱,我愿意拿出九块用在孩子们身上。”谈起自己的学校,汪育红一脸自豪。
她没有说谎。
教学楼里,孩子们可以跟非遗传承人学习竹编,或者在美术室里画一张家乡的风景画,或者在排练厅里拉上小伙伴跳一支舞。操场上,少年们跑得飞快,脚下生风,眼里有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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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28日,汪育红给孩子盖被子。
“你的梦想是什么?”
许多年前,在安徽歙县溪头镇的一个山村学校,有位老师课后留下了一道思考题——你的梦想是什么?一个二年级的小女孩儿认真地一笔一画地写上,“当一名老师”。
18岁时,汪育红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。
1999年,从师专毕业的她,进入了歙县黄村乡石门小学任教。
瘦削的她和孩子们混在一起,不像老师,更像姐姐。条件艰苦的山村学校里,这位姐姐总是拉起弟弟妹妹们的手,带着他们咿咿呀呀地朗读课文。下课之后,她又和孩子们一起,幻化成山间田野里的一股风,和笑声一起吹进村子里的每个角落。
汪育红回忆道,当时有个孩子,每天早上上学时,都会带上一枚家里煮的白水蛋,把它捂在胸前的口袋里,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飞奔,到学校又赶忙把鸡蛋塞到她手里。鸡蛋握在手里,还是温热的。直到现在,回忆起那一枚带着温度的煮鸡蛋,她还是有些动容。
汪育红说,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,她和孩子们一起长大。
四年后,禁不住家人的苦苦相劝,汪育红考入了县城的一家银行。“银行工作轻松、待遇很好,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”汪育红说。
生活波澜不惊,她也嫁给爱情,开始关心起柴米油盐。一切归于平静。未来,仿佛已经全部装进眼底。直到一天,她在电视里看到一则新闻,一个留守儿童因管护不周,严重烧伤。
这让她想起了自己的那些学生,她再也不敢往下想。
汪育红动了辞职的念头。她想办一所托管学校,给留守儿童们一个“家”。辞职后的一个多星期,汪育红每天瞒着父母,上午假装去上班,实际是在外寻找办学场地,下午再“按点回家”。直到有一天,父母早上买完菜去银行找她,才得知女儿已经离职。
顾不上和家人解释,2005年8月,她带上自己的一点积蓄,孤注一掷,开始创业。
“说实话,一开始我们都不看好这个事。也心疼她,一个人这么拼,太辛苦了。”汪育红的爱人江跃忠说,那时家里人甚至希望她能“知难而退”,回到“正常”的生活轨迹上。
汪育红说,那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。
“教室是租的,桌椅是赊的,教课是我,烧饭是我,洗衣服还是我。”学校初创期,没有帮手,又囊中羞涩,瘦小的汪育红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承担所有。
半年后,一个春寒料峭的早上,在租赁来的旧旅社里,20多名留守儿童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“家”。
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,回到了那所山村小学。披肩发、穿职业装,她和孩子们在一起时,像老师,也像妈妈。
“我这一生只做一件事,陪着我们的孩子长大。”汪育红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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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28日,汪育红和孩子们聊天互动。
“他们不需要同情,而是关爱!”
“留守儿童”,汪育红不太喜欢这个词。
她说,当我们给孩子贴上“留守儿童”的标签,很难不借助“自卑”“脆弱”“叛逆”这些词语去描述他们,这其实是一种歧视。
“爱的关键是平等,你把孩子们当成这样的群体,用一种俯视的姿态去关心施舍他们,我觉得不合适。”谈及这个话题,总是嘴角向上的她收起了笑容。
“我们对留守儿童常常存在刻板印象,觉得这些孩子的心理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。但接触他们以后发现,他们往往更珍惜亲情,也更懂得感恩。”汪育红说。
“他们开心就笑、不开心就叫,即使是最叛逆的孩子,心思也很简单。”他们会在教师节给汪育红送上自制的礼物,会用带着露水的春笋、山间的野花堆满她的宿舍。
“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孩子,他们不需要同情,他们需要的是关爱!”在她的臂弯里,孩子们长大了。
十五年,她目送着一批批学生带着希望和从容离开。经年累月,许多孩子的名字和模样都已模糊,但是,一个女孩儿却是汪育红永远的心结。
那是个可爱的小姑娘。家境贫寒,父母都在外务工,她多少有些内向。不少好心人伸出援手,资助她读书。没想到,事与愿违,这些善举并没有改变她的人生。她渐渐习惯被人同情,习惯了索取,甚至觉得身边人都亏欠她。“她走了些弯路。”汪育红喟叹道。
这件事对汪育红的冲击很大。正是因为这个女孩儿,她开始意识到,对于孩子们来说,物质上的给予并不是全部,心理上的疏导,同样重要。
为此,她自学了心理学。
心理学课程内容多且专业性强,需要大量的学习时间,总在为学校事务忙碌奔波的她哪有时间呢?
拼!
“我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,晚上十二点半睡觉,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学习,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学习,吃饭的时候学习,上厕所的时候也学……”
凭着一股“狠劲”,她终于获得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。她给自己的办公室挂上了“育红心理咨询工作室”的牌子。这里,成了孩子们的安“心”之处。
从此,总会有些哭着鼻子的孩子冲进她的办公室。委屈地躲进她的怀抱,听着她的轻言细语,孩子们破涕为笑,再蹦跳着出来。
几年下来,跟踪记录的学生心理日志已经堆满了几个大纸箱。“虽然很忙很累,但是,他们快乐了,我也就快乐了。”汪育红说。
在这里,每一个梦想都被呵护,每一种选择都被尊重。
“我们开设了30多个特色兴趣班,还申办了全国艺术考级点。我要求他们球类、棋类、乐器至少要会一项。”汪育红说,她希望孩子们自己选择的兴趣爱好可以帮他们看到更宽广的世界,让他们的人生多一些可能。
“我们的孩子也许不能人人都考上好的大学,但是我希望他们都能成为各行各业有用的人,都能热爱生活、懂得感恩。”汪育红说。
晚上11点,山城歙县,教育家陶行知的故乡。月亮从云里探出身来。
这一轮月亮,照见过陶行知的学堂,如今又照进了1500名留守儿童的“家”。
来源:新华每日电讯(ID:xhmrdxwx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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